bl 但在我国，严打不再是司法的动员，而是政治的动员，政治替代了司法，破坏了司法。
而国家法律，不仅由国家制定，还由国家法治机关保证实施，它是国家的全体公民和组织都要遵守的行为规范体系，是包含了党员和党组织在内的国家治理。《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一般公务员的要求要严格得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立志改革开放，献身现代化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苦创业。
国家法律高于党内法规，这个高指国家法律是所有公民的行为规范。党内法规、依规治党和国家法律、依法治国，要两手抓，并且两手都要硬。而国家立法是一件非常严肃和需要耗费巨大精力和时间的事情，在这些亟须规范的领域，在宪法框架内遵循宪法和法律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制定一些相对灵活的党内法规，由此来约束党组织和党员行为，规范国家机关和党政领导干部，可以起到对全社会的示范作用，同时为国家立法提供重要实践参考依据，在今后条件成熟时转化为国家法律，做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从而能够有力地发挥党内法规对国家法律的保障作用。（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原发北京日报） 进入 许耀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党内法规 法治 。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依靠严格的党内法规才能使自己不同于一般群众、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
依据宪法制定的法律法规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党内法规必须与宪法法律相一致，不能相冲突。法律的惩罚是有形的，可以限制人身自由、剥夺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甚至判处死刑，这些都是党内法规的处置所不具有的。光荣革命是一场融汇了保守主义、传统主义以及渐进改良主义等元素的革命，传统势力在其中也起到了限制专制王权的作用，保皇党、辉格党以及激进的共和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最终导致了一个政治妥协，造就了宪政体制。
陈端洪的《制宪权与根本法》（2010年）。而我认为，根本法可以是政治法，也可以是司法法。陈端洪的关于中国宪法的五大根本法及其排序，就是现实主义的，现实性压倒了规范性。高：这个问题针对的是国家—社会的内部规范的效力问题，就是如何让根本性的政治规范对现实的社会政治状况产生有效的拘束力。
张：我看到您把这一成果应用到了对中国百年宪政史或者说宪制史的研究中，还有对八二宪法及其修正案的解读之中。若干年前我曾为罗桑瓦龙的《法兰西政治模式》一书的中译本作序。
人们通常认为戴雪在19世纪末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英国公法学或者说宪法学，其理论贡献之一就在于吸收转化了欧陆公法学的主权概念，以普通法的智慧对英国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议会至上原则做出了全新的理论化解释，得出了政治主权和法律主权的双主权结构。如何把政治宪法纳入一个现代国家的立宪精神的有机结构之中，并揭示其内在的发生、扩展乃至衰落的法则，就构成政治宪法学的使命。高：我的这些论文，正准备汇编成一本论文集出版，书名叫做《政治宪法学纲要》。八二宪法以及后来的四次重大修宪里面隐含着革命的反革命的因子，隐含着从非常政治向日常政治转化的宪政逻辑。
此外，以强世功为代表的党制国家的宪法社会学，以及姚中秋为代表的儒家宪政主义和许章润为代表的基于国家理性的历史法学，我称之为广义的政治宪法学。我们大部分国家不幸都多多少少走入了类似法国大革命的道路。第一波关涉从清末改制到国共双方革命建国的历史过程。（2）国民党党国体制领导下的中华民国。
因此，法国大革命虽然产生了现代民族国家，但没有成功建立宪政。认清了这一点，就能明白，日本右翼希望的修宪，实际是要修改其根本法之中的政治法原理，涉及宪法的打破问题。
此外，诸如姚中秋教授的《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2010年）、《中国变革之道》（2012年）、许章润教授的《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2012年）、强世功教授的论文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2009年）等著述，也都可以被归入广义的政治宪法学之列。在戴雪之前，虽然霍布斯和奥斯丁都提出了主权学说，但他们的主权学说其实是一种欧陆公法的学说，对英国法传统倒是构成了某种反动，所以英国公法上的主权概念还是要从戴雪讲起。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我们大部分国家不幸都多多少少走入了类似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道路。张：评论界总是认为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是两种对立的学说。其正面含义意味着，宪政必须在革命以至战争的语境中予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民族国家诞生，人民取得新的公民身份，作为主权者行使其制宪权，从而创造一个新的政制架构。像强世功关于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的观点，就是误读了英国宪法学中的不成文宪法概念，并以此来解释中国宪法，从一种新的视角捍卫了传统意识形态宪法学的党制国家理论，回到了强调一党宪政的旧欧陆政治法传统，尤其是苏俄政治法的窠臼。他的宪政逻辑来自一种高度哲学化的政治发生学，试图以理论逻辑来涵摄当今中国的政治事实，以期释放出宪法学的解释力和生命力。孟德斯鸠所界定的政治法大致相当于与私法相对立的公法，卢梭的政治法相当于今天的根本法概念或者基本法概念。
张：您的这样一种历史发生的逻辑实际上蕴含有一个前提，即从前现代向现代的大国转型，或者通俗地说是古今之变。一种是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在启蒙运动那里肇始，在法国大革命达到高潮，成为雅各宾主义的一部分，因而变异为绝对自由的极权主义。
虽然目前我们这一波政治宪政主义学者们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出发点相同，但还是存在价值导向方面的左中右分化的问题。在法国政制演变的语境下，保守主义就出现两种形态，一种是梅斯特尔那样的顽固维护旧制度的所谓反动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在二百余年的法兰西政治演变中，对于公民社会的培育乏善可陈，而其依托的王朝秩序早已被大革命打个粉碎，所以退出历史舞台乃是必然的。
洛克所倡导的法治政府、有限政府、分权架构以及自然权利，不应视为仅仅是关于常态政治的理论，而应该置于非常政治和国家建立的利维坦时刻的背景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我个人认为，政治宪法与法律宪法的二元划分，在英国法中有着极为古老的源头和根据，即普通法传统中对政治的与法律的之二元划分。
张：正如您通过对英法两国政治转型模式的比较，得出了革命的反革命的复调逻辑一样，我也希望通过对英法两国法律传统的比较，搞清楚法学中所说的政治的和政治性是什么。张：我看到香港大学宪法学讲席教授陈弘毅述评您的宪政思想的文章当代中国的宪法体制与政治宪法学话语——高全喜学术思想中的百年宪政主义传统之后，其中就认为您提出的从非常政治向日常政治转化的革命的反革命的逻辑，是您的一大创见。在光荣革命中，各派有效地达成了利维坦时刻的宪政之反动，达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结合，实现了一种政治宪政主义的正义。这里必须强调我指的是内部规范，而非完全外部的强制规范，所谓内部与外部的区分，主要是看规范约束力的来源是自主性的，还是被动性的，是源自内生的，还是外部强迫的。
接下来，高老师，能否请您谈一下对中国政治宪法学的展望呢？ 高：我的政治宪法学研究是立足于中国百年宪政史的视野的，谈展望我也要从百年宪政史谈起。我与高老师一样，对于政治宪法学的未来发展与理论成熟充满信心，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社会的大转型中，中国政治宪法学的兴起和演变，自有其迎接时代挑战的理论与历史意义。
至于法国的激进主义，则应该看到，面对公民社会的日益发展壮大，其极权政治的刚性原则也不是坚不可摧、铁板一块的，而是逐渐退却，趋于弱化，以至于产生了自由的雅各宾主义、修正版的雅各宾主义，出现了从赤裸的强权和抽象的个人两个极化状态到融入社会中间体的变异过程。张：政治宪法学阵营中，除了陈端洪老师和您两位始作俑者之外，还有翟小波、田飞龙等青年才俊呢。
芦部信喜在书中总论部分，除了讲到立宪主义和法治国家理论之外，还讲了当今日本宪法的三大原理——国民主权、基本人权与和平主义。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为西方的政治宪政主义提供了成功的范式。
在2013—2014学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北航高研院）先后举办了两届政治宪法学年会——2013年10月举办的北航首届政治宪法学年会的主题是政治结构与宪制转型，2014年3月举办的北航第二届政治宪法学年会的主题是议会主权与司法审查暨《德国法杂志》政治宪法专号译评。对于陈端洪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我是赞同的，但对于他的具体观点，我有很大的质疑。中国大陆是人民革命建国，采取的法统是人民主权和人民共和国，相应有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解放军等一套说法。实际上，我的政治宪法学在所主张的历史演进的维度上，还有一层含义，即当政治宪政主义完成其任务，国家从非常政治过渡至日常政治后，政治宪政主义和政治宪法学最终会走向司法宪政主义和规范宪法学。
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教条存在，以捍卫自由权利的宪法诉求和以司法宪政主义为导向的规范宪法学才会出现和兴起，对之构成反弹。追溯历史，如果从宏观宪政思想史的视角来把握的话，政治宪法学就不是新事物，西方各大国在现代化转型建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公法理论都是政治宪法学。
关于这些中性概念，我们研究宪政和法治的人，不能把它们仅仅视为一套自洽的观念体系，它们只是具有韦伯意义上的工具理性的作用，研究宪制问题，还必须确立价值理性，我们应该秉有把握宪法制度的价值立场。而国民党的法统则是国民国家（民国）和国民主权，相应就有国民政府、国民大会、国民革命军等一套名称。
他们虽然在思想上受制于苏俄的国家法和国家与法的理论，以至于贬低了宪政、规范、自由和权利的宪法价值，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主导的宪法解释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政治宪法学的大谱系，只不过其立场与立宪主义之价值立场不同而已。所以，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际上来看，政治宪法学在将来都有广阔的运用空间，和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前景。
